语文性质形成、发展、论争的五阶段

建国以来,我国语文教育界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索与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。有人说1903语文单独设科以来,对其性质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,那是主观臆断。建国前语文学科名称叫“国文”“国语”,意义都很明确,教学目的任务从来未曾有过分歧。虽然有过几次大讨论,如文言白话问题、中学生国语程度低落的问题,但没有讨论过语文性质问题。


不过,关于“工具”的说法倒是较早的。为了全面了解“工具”“工具性”与“人文性”等语文性质特点的演变,不妨回忆一下语文性质,形成、发展与论争的五个阶段


第一阶段为“工具”播种期,从上世纪初到建国前后。1898年《马氏文通》建立语法系统,开创形式主义的“语文”研究之后,杜威的得意弟子胡适师承其工具主义语言观,首先提出“工具”一词:“一个中学生至少要有一个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。”其后叶圣陶发展胡适的思想,在1924年发表的《说话训练——产生与发表的总枢纽》一文中说:“儿童的情感正被培养,同时要使他们能利用适当的工具来表于外,感受满足的快适……所谓适当的工具,当然语言独占重要,因为它最能把人与人的心联锁起来”。从那时起,“工具”之说就已平静地种植在语文教育的田地中了,一旦遇到适时的季节便会发芽,拔节,开花……


第二阶段为“工具观”意识期,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初。这个时期以1954年叶圣陶发表《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》和1963年“语文”教学大纲的出台为标志,前者提出“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,是认识世界的工具”,后者以国家法规的形式规定“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”。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,教学大纲直接向缺乏“学科性质”意识的人们输入了“工具观”。


第三阶段为“工具性”明确期,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87年。198012所院校中文系编写的《中学语文教学法》一书,在学术层面上明确提出“语文科是兼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基础学科”。并对“工具性”所指的内容进行了一些具体说明,为原本空洞的“工具观”充实了内容,明确了外延。


第四阶段为“工具性”走向弱势、“人文性”走向强势的争鸣期,从1987年到世纪之交。1987年陈钟梁发表《是人文主义,还是科学主义》一文,很快引发“人文派”与“工具派”之间的争论。1996年高中语文《大纲》进行了第一次折衷处理:“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,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”。语文性质已由“语言工具+思想渗透”发展为“语言工具+文化载体”,而语言工具性仍旧是根本。可到19971998年由《北京文学》等报刊对语文教学及其“工具性”的大讨论、大批判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“人文性”在学科中建立了自己强势的地位,“工具性”则走向弱势。


第五阶段为“人文性”走向弱势、“工具性”走向强势的后争鸣期,即第八次课改以来。20017月《语文课程标准》进行了第二次折衷:“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,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。”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宣布“语文科性质应该是什么”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;可质疑与捍卫的声音没有因此而停止。课改头几年,很多语老师兴趣点都在“人文性”上,似乎有了终于解下枷锁般的兴奋,兴高采烈地奔跑在人文的大道上,一时间语文教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热闹面貌。可热闹是短暂的,很快便出现了一系列的令人担忧的现象:只见人文不见工具,不讲知识不提训练,学生语文水平的下滑再次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。于是,语文界钱梦龙、徐林祥、陈钟梁、倪文锦、韦志成等顶级专家纷纷撰文再次力挺“工具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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